继本月初德国总理默克尔进行为期3天的访华后，2月14日，中国与欧洲的领导人再一次约会。 　　新华网报道，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4日在人民大会堂与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共同出席第七届中欧工商峰会，会后，温家宝在公开讲话中强调，中国在考虑通过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和欧洲稳定机制等渠道更多参与解决欧债问题。　　中国是否对欧元出手援助的问题已经有了相当明确的答案。　　而彭博社则在此前引述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的话说，中国可能很快就会采取行动，最高可能向欧洲投资1000亿欧元，帮助欧洲化解债务危机。　　这引起了相当的反弹，因为在不少国人看来，1000亿欧元仍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何况是投向富裕的欧洲，更有穷汉救富翁之嫌。　　“其中有些误解，1000亿的数字并非我所提出的，而是我们在内部讨论时另一位学者的看法。我个人认为中国投入500亿欧元参与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是没有问题的，事实上在欧债危机方面中国能动用的钱远比1000亿要多，但欧洲未必会愿意让中国投入这么多。”12日，袁钢明接受时代周报专访时强调，在他看来，中欧双方的共识将很快达成。　　另一方面，刚刚公布的1月份进出口数据出现了26个月以来首次的双负增长，出口同比下降0.5%，进口同比下降15.3%。袁钢明认为，这表明欧洲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已经显现，救助欧洲已经刻不容缓。　　外贸危机已经到来　　“目前的情况与2008年11月的情况非常类似，当时也是进出口额突然同时出现负增长，出口同比下降2.2%，进口同比下降17.9%，对外贸易几年来一直贡献3%的经济增长，如果2月份情况持续，就意味着危机的到来。”袁钢明说。　　商务部部长陈德铭2月9日接受彭博社书面采访时表示，1月份的出口情况并不乐观，“外贸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经营压力加大”。　　根据海关总署的数据，出口负增长很大部分来自于欧元区，如对德国、法国的出口额分别同比下降6.3%和3.7%，对意大利的出口额同比更是大幅下降28.2%，而意大利则一直被认为是近期最有可能爆发主权债务危机的最大国家。　　而欧元之外的英国，中国1月份对其出口同比增长8.9%，欧债危机对外贸的影响已非常明显。　　但在不少市场人士看来，对外贸数据的解读还应保持谨慎，因为今年的春节假期在1月份，而去年则是2月，这使得同比的数据很难进行有效的对比。　　如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微博）预计，外贸负增长不会持续，2月份进口和出口的同比增速都将大幅反弹至15%以上。　　“在对宏观经济进行分析时，我们一般是综合1、2月两个月的数据进行对比，但排除节假日的影响之后看，今年1月份的数据下降幅度也是不正常的，毕竟去年12月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11.8%。”在袁钢明看来，欧债危机继续发展，加上去年11月份以来国内增长的放缓，如果不及时调整，内外交困的局面将会在年内出现。　　毫无疑问，如果欧洲能够稳定下来，将大大减缓对中国的冲击。　　中国极可能出资EFSF　　2月初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来访被认为打开了中欧合作解决欧债危机的大门。　　“我想讲个笑话，”在2月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与默克尔共同出席的中德企业家座谈会上说，“最近欧洲发生债务危机，中国表示愿意和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加强合作，应对债务危机。于是有人提出来，中国是不是打算买断欧洲。其实这完全是一个不符合现实的笑话。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中国没有这样的想法，也没有这样的能力，也没有这样的胃口能买断欧洲。”　　温家宝还引用数据来说明，他说：“目前中国企业对德国的投资，只相当于德国企业对中国投资的十分之一，因此我们还是刚刚起步。而且我觉得这种相互投资，完全是互利的，而且是严格遵守相互之间的法律的。”　　在会见默克尔后，温家宝表示，中方有关部门正在对中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出资的具体方式，以及通过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和欧洲稳定机制等渠道更多参与解决欧债问题，进行研究和评估。　　“解决欧债问题最重要的就是现金流，单单是小国希腊就需要3000亿欧元，而意大利这些国家更是以万亿计，所以欧洲国家肯定是希望拥有最大现金流的中国参与进来。”袁钢明解释，参与解决欧债问题并不是直接在市场上买欧债，而是通过特定的机制来进行。　　在不少人看来，就算仅仅是从财务上考虑，购买危机中的欧债存在贬值的风险，但袁钢明并不这样认为。　　“中国参与解决欧债危机可以通过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和国际货币组织（IMF）两个渠道，参与EFSF对中国而言更有吸引力，购买EFSF之后，中国可以要求欧洲稳定机制（ESM）的股权，成为欧元区外唯一的出资国，能够明显提高政治影响力。”袁钢明说。　　目前，ESM的认缴资本总额为7000亿欧元，而EFSF的规模则为4400亿欧元。　　“欧元区国家在ESM的出资额一般也就是300亿-400亿欧元，中国作为欧元区外的国家，比例不会很高，这是我估计中国会出资500亿欧元的理由，因为EFSF根据国家在欧元区影响力大小来分配出资额，跟IMF类似，出资额大小决定了一国在欧元的影响力，所以法、德也不会同意中国出那么多钱。”袁钢明认为，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欧洲的邀请对中国来说是个非常好的机会，不仅能够拉近双方的距离，而且话语权明显提高。　　但仅仅中国的500亿欧元是否就能完全解决欧洲的问题？　　“500亿欧元的规模并不大，但会给市场一个非常好的信号，因为中国是拥有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只要中国愿意参与，资金将不成为问题，提振信心之后，局面有望改观。”但袁钢明同时认为，稳定住欧元并不等同于问题的解决，“我认为目前的欧元体制就是错误的，欧元区国家有独立的财政却没有自己的中央银行，没有自己的货币政策，无法根据经济状况对货币量进行调节，出现问题是必然的。”　　与目前欧洲加强财政纪律的做法相反，袁钢明认为反而应当放开财政约束，让危机国家扩大需求来解决危机，这使得袁钢明对欧债危机的看法颇为悲观。　　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不再提及　　中欧双方曾经一度失去联手解决欧债问题的机会。　　在去年10月底，EFSF首席执行官克劳斯?雷格林曾专程来到中国与财政部、人民银行的官员进行会谈，目的便是游说中国参与购买EFSF债券。　　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当时在会见雷格林后介绍，雷格林此次访问中国主要是从专业上探讨如何使欧洲金融稳定工具能够既符合欧元区自身的利益，又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该机构的杠杆效用。但他同时委婉地表示，欧洲金融稳定工具就这个新的政策工具的设计需要广泛听取意见，最终形成专业化的框架设计还需要时间。　　这意味着中国对购买EFSF债券的问题有更多的诉求。　　但雷格林却多次直截了当地申明，欧洲金融稳定工具和中国没有“特殊交易”。　　访华期间，雷格林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进行演讲，与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讲席教授李稻葵（微博）有过激烈的交锋。　　李稻葵当时直接问道，“EFSF正准备设计的投资工具是否向投资者提供质押，甚至投资者是否有可能在2013年把他们的投资转为欧洲稳定机制(ESM)的股权？”　　“欧元区没有这样的设计，投票权只属于17个成员国，中国作为投资人的影响力可以通过IMF施加影响。”雷格林当时依旧排除了中国参与欧洲稳定机制的可能。　　但更大的分歧在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面对欧洲人的EFSF债券要约，中国曾多次要求欧洲国家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和放宽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但始终没有得到明确回应。　　“附加政治条件使得双方不欢而散。在欧洲人看来，中国的要求类似于趁火打劫，这是高傲的欧洲人无法接受的。”袁钢明回忆，“清华经管院的演讲中，雷格林直率，大意是，别以为欧洲出了问题，欧洲就不行了，欧洲完全有能力自己解决问题，欧洲还是很富的。”　　但本月温家宝与默克尔、范龙佩、巴罗佐会谈后的讲话中，“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均没有被提及。　　在欧债问题上，中国似乎更多地从出资人权益的问题来考虑，当初被雷格林拒绝让中国参与的欧洲稳定机制，已经成为中国“考虑参与”的选项之一。　　促使双方再次达成默契的是月初默克尔在中国的访问，欧债问题显然是默克尔的重点。　　而据中投董事长楼继伟透露，除了政府沟通之外，默克尔访华期间还曾要求中投公司和其他投资者购买意大利和西班牙债券。德国对中国资金的期待可见一斑。　　“一方面，德国是欧洲最大的国家，对欧债问题负有最大的责任，但另一方面，德国的传统一直是遏制通货膨胀，严格控制财政支出，德国民众并不愿意德国出更多的资金来援助其他国家。这使得德国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希望中国对欧洲进行支持。”袁钢明分析，“但中国的改变更为重要，中国已经意识到援助欧洲不仅是为了避免经济衰退，更是参加欧洲事务，减少双方隔阂的极好机会。”　　欧债危机中，由于欧洲的资产价格大幅降低，中国企业对于投资欧洲跃跃欲试，三一重工收购德国普茨迈斯特、山东重工获得法拉蒂集团75%控股权、国家电网收购葡萄牙电力逾两成股份。　　“如果最终达成协议，中国的出资不仅在财务上可以获得收益，更能够使企业在欧洲获得更多的投资机会，远比用外汇购买美债的价值大得多。”袁钢明说。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出资欧洲已成定局，剩下考虑的只有方式和出资额的问题。　　2月15日早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与来访的范龙佩、巴罗佐在对外经贸大学就欧洲货币的话题进行了同台演讲。　　周小川表示，本着保持流动性和增值性的原则，中国将继续投资欧洲政府债，并通过一切可能渠道包括IMF，EFSF和ESM，更多参与解决欧债的问题。